中国8月CPI同比上涨2.8% 猪肉价格同比涨幅最高

[4]如果我们从供求关系进一步深追，就会发现，这不过是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市场化形式，市场化表现。

陆克文总理钟爱的监管充其量可以当作伤口上的绷带，却永远代替不了刮骨疗毒的治本手术。金融机构必须进行业务、资产和财务的重整，以便尽快降低负债率。

对于刺激这些国家的需求，凯恩斯主义仍是药不对症。这个结果没有丝毫意外，既然在萧条之前的繁荣中，私人部门已超前地进行了投资和消费，他们怎么可能再跟着政府增加支出呢？产能过剩的中国外向型企业会因为政府修铁路而增加投资吗？为债务所困扰的美国家庭会因为奥巴马建医院而增加消费吗？萧条期间，民间不愿花钱，并非由于凯恩斯所讲的野兽精神，而是从野兽精神回归人类精神，休养生息，从揠苗助长的狂飙突进，理性地回归自然增长状态。然而如前所述，金融海啸起于错误的货币政策，新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管住美联储。加强监管固然不错，是否首先要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 这次金融危机的确暴露出市场的不完善之处，但解决的思路不是简单的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具体措施也不是想当然的市场失灵靠政府。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开支，而是解除管制，降低和取消行政性准入壁垒，像十年前的住房改革那样，开发和培育市场，释放需求，依靠13亿民众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尽管充满着违背事实的结论和没有根据的政策药方，这篇文章代表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种流行思潮，特别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国家的总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不过是推波助澜，而根子却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而中国在教育、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

对于中国来说，徘徊于廉价劳工模式的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到末路。因此，中国当前经济影响巨大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将双双持续回落，其中出口增速下滑更为剧烈，预计将出口增速将下降6.9%，进口增速下降6.1%。由于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所出现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社保制度逐渐健全帮助日本居民储蓄率自1977年开始出现拐点下降。

我们怀有打造经济强国的雄心是好的，但我们还需要脚踏实地的改变我们目前的经济模型，那就是应该进行技术创新，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日本70年代的做法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范例。

而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能够有效的刺激消费。社保、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不够，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导致了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强烈。笔者以为，在这些对策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尤其需要构建经济正义。以日为师，是今天中国的一条好路子。

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上世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制造业所受影响并不大。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当然，后来四小龙技术转型成功了，保持了持续发展。

进入 邹恒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我们中央提倡的是建设和谐社会，那如何建设呢？这需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国民的福利工程。

为什么？因为他们8%—9%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全球经济的失衡模式已走到尽头，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

由于日本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不仅未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现象，反而在海外积累了巨额产业资本。一是经济增长要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不能再继续依靠剥削劳工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远虑（一） 结构失衡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构失衡问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三）制度失衡当代中国的国家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在社会保障和民生工程方面，目前是要用好这4万亿的投资，政府可以考虑多在民生问题上加大力度，拿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来说，我看到的资料数据是30年来，我们共投入1700亿元不到，只占基础设施的1/6，占GDP的1%，从这个比例上来说，我们的社会福利工作还是需要再加大投入。

（四）道德危机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折射了中国食品行业的现状，更是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展露无疑。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

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此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迫切需要解决公平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如何形成健康的道德范式，是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难题。

在藏富于民的问题上，我们也需要学习日本，日本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到1967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时又增加两倍。日本在60－70年代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足。在80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反应很迅速，立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直至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解的数据是：美国对这三项的投入一般是占GDP18—24%，加拿大是36%--46%，而北欧国家则更多，高达40%--50%对于中国来说，徘徊于廉价劳工模式的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到末路。

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1994年曾做过判断：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型，不可能持续，当时他这个话是针对亚洲四小龙的。

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政府为了经济增长，也可以牺牲民众福利，牺牲生态。

进入 邹恒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由于日本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不仅未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现象，反而在海外积累了巨额产业资本。（三）制度失衡当代中国的国家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当然，后来四小龙技术转型成功了，保持了持续发展。

日本在60－70年代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足。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

日本70年代的做法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范例。日本政府自70年代起大举提高对于社保的投入，10年间政府社保投入从占GDP的2%上升到5%，雇主承担的社保投入从3.5%上升到7%。

为什么？因为他们8%—9%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在80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